效率VS公平，社会秩序的摇摆与平衡-- 兼谈土耳其政变、中国区域分化、技术进步与阶级分化问题
效率VS公平，是个天然的矛盾体
就像美国所提出的自有民主一样，是硬币的两面，相生相克。由此也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本文一方面谈谈其核心来源，也谈谈最近一些具体的比较热门的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
最近一两年世界非常动荡，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土耳其政变、英国脱欧、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特朗普现象等等。其核心本质是经济和社会在过去多年一直朝着效率优先的路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资本的膨胀，但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与不公平性，而当全球经济减速周期到来时，底层人民的境遇第一个受到影响，导致的社会秩序向公平性上转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局面。反应在具体表现上就是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恐怖袭击的盛行。
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寻求资本家和劳动力的永续关系，但一切制度因为有人来执行，最终都会以资本收益率为核心来指挥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最终受益方都一定是资本家。以最简单的例子股市为例，若一个产业资本的收益率不高，那么它一定得不到高估值，这个产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一定是下降的。因此，市场是以人类骨子里面的逐利情节为导向，以一种无形的手来指挥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在这种配置的结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产业，最有能力的公司和人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势必会加大贫富差距，导致阶级分化，当这一趋势走向极端，或者全球经济放缓，整个蛋糕不再增大，底层社会nothing to lose采用公投、暴力、宗教、政变等多种手段发声，企图颠覆现有局面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明显的出现。
从本质上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底层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是不无关系。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不管是现在资本主义，还是过去的君主制，当权者都是以资源获取为先导，导致贫富不均所产生一次次社会变革的。现代社会制度在过去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改良，努力去改变过去极端的局面，比如美国两党在民主自由两个主义上通过选举制不断摇摆和平衡，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亚洲往效率和发展走，左右走的选择不断摇摆和平衡来取代过去的政变、战争是现代社会努力需求的结果。
不过尽管如此，不管制度怎么变化，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要素这个前提不变，技术要素不断发展的局面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劳动力要素的价值一定是被削弱的局面。本质上来讲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要降低对劳动力对人的依赖，那么在博弈局面下，劳动力就是受损的。
浅谈土耳其政变
（部分参考马平的文章）虽然在独立时放弃了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近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之和，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地跨欧亚，是面向海洋的工商业地区，东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的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的90%以上。在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之下，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
总的来说，土耳其、台湾、泰国、埃及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动都有相似之处。以军方利益集团和传统执政集团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军政府、台湾国民党、泰国军队、埃及军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主张经济自由化，对资本相对放纵；以宗教、传统社区和底层运动为基础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势力、泰国他信势力、埃及兄弟会、台湾民进党）强调社会公正，主张限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保护农民（贫民）利益，增加底层福利，为此不惜降低经济速度乃至放弃社会现代化。
21世纪前期的埃尔多安暂时带领土耳其跳出了这个死循环，但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埃尔多安中间偏保守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果。一旦经济开始减速，全部有利条件都可能转化为他脚下的地雷。眼下埃尔多安凭借执政15年的惯性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如果世界经济减速的大势不变，各路反对派肯定还会发起新的一轮轮挑战。到那时候，埃尔多安政权要么崩盘，要么就得放弃眼下的骑墙政策，回归传统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用社会发展停滞的代价来维稳——毕竟今天拦住叛军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动员起来的民众。这土耳其很可能会像泰国、埃及那样，回到两派轮流夺权的死循环。
浅谈中国的区域分化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局面一方面是中长期增速进入减速周期，另一方面更深刻的是所谓的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更深层次影响。
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的生产要素当中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有明显的层阶传导效应。因为如果深圳的地价、劳动力价格上升了，富士康自然会往东莞、甚至往河南这些地价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搬移。体现在资源价格上也是有明显体现的，比如在这一轮房地产价格上涨之前，一二三四线的房价几乎都是同涨同跌的。
中国中长期增速进入减速周期
然而，经济转型后，层阶效应正在消失
当中国开始逐渐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型，互联网、科技、金融、教育、医疗这些行业不断兴起，但这些行业的典型特点在于其呈现明显的人才密集、资本密集、信息密集的特点，区域层阶的状况丝毫不明显。我们以区域上市公司市值及占比来看，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地位，这5个城市占到了全国上市公司市值的60%，而当资本性收益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当中越来越多的起到支配作用（因为，这些创新类行业的融资模式也更多的依赖资本性投资模式，而非地产抵押银行放贷模式），区域之间的差异还将进一步拉大。
2014年以来北上深的房价与全国其它地区房价出现了明显的背离，体现了经济结构转型所导致的必然趋势。按照日本、韩国、美国等情况类比，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中心的都市圈经济未来可能占据全国超过30-40%的GDP和人口比例。也就是说三大都市圈经济可能会增加到3-4亿人口的经济体量。
哪里有兴起哪里就有失落
90年代新疆工商业就业人口下降，基层党组织崩盘，此后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层社区唯一的娱乐和文化场所，即市场经济抛出的边缘人口是极端主义天然的土壤。与之类似，东北大下岗也导致了邪教泛滥和基督教的迅速扩张，在许多老工业社区，市民过年贴春联的比例在21世纪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会不许，或要求贴基督教颂词）。
供给侧改革虽然很好，符合经济发展方向，但也必然会导致老工业区大量失业的产生，再就业难度高，所产生的社会压力也是必须要面临的。
技术进步与阶级分化
技术进步典型推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必然也会导致部分行业的被替代。以人们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例：在2013年广为关注的一篇研究中，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Osborne 核查了702种职业的计算能力，并发现美国47%的工人都面临着工作自动化的风险。尤其是大部分运输业和客运业（例如出租车司机和运货司机）和公关类（例如接待员与保安）“都有可能会被计算机所取代”，还有许多销售业与服务业人员（例如收银员，柜台人员，租赁人员，电话推销员和审计师等）也面临着工作被计算机取代的威胁。
经济学家正在担心“职业两极化”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层技术的工作（例如制造业）正在消失，而低等和高等工作在扩张。实际上，工作可以被划分为两种常规职业：第一种即高薪水高技术的职业（建筑师，高级管理），还有低薪水低技术的职业（清洁工，快餐员）。许多西方国家中层职业薪水的停滞都表现出自动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自动化的发展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将逐渐显现。
自动化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比对富裕经济体的影响更大，因为发展中经济体有更高比例的体力劳动工作：低工资的工人制造廉价的产品、在客服中心提供廉价的服务、在国内或海外做建筑工作……如果自动化使发达国家能在这些方面自给自足，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少——发展中国家将失去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与此同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专利也基本上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第一大工业自动化市场。然而对于非洲和南美的其它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自动化却并不是好消息，它们再也无法通过“农田到工厂”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了，它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工作构成中产阶层，这些国家的核心经济结构中将出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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